身为大清公司体制内高管的曾国藩，尽管平生事业全靠“湘军”打出，但他并不真看重兼职的“包工头”身份。所以一待功成名就，他便毫不顾惜地舍弃了出生入死的弟兄们，重回机关坐办公室去了。
但为防回去后坐冷板凳，曾国藩特意留了一手，那就是指导其得意门生李鸿章依“湘军”样画葫芦，创建了一个安徽版的“劳务外包公司”。曾国藩自己则在各种帝国公司业务的外包中居间搭掮，藉以自重。
在李鸿章的运作下，“淮军”这个安徽“劳务外包公司”在时代大潮的缝隙中迅速崛起。而同时，帝国公司却在不断的业务外包中，失去了自主经营权，只剩下品牌空壳。
公司董事会的大佬们对此也有所警惕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回收业务的动作。但他们很快发现———若不先对公司体制进行大改，在低效高耗的官僚作风下收回业务自营，只会让公司亏损致死……于是戊戌年一帮激进书呆子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司改革，但却丝毫撼不动旧体制。撞尽东墙之后，董事会又讪讪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。
“包工头”们，终于得以越厨代庖。
从剿捻到甲午：淮军的业务清单
在曾国藩看来，以兵部侍郎之尊出办“湘军”，充其量算“停薪留职”，“下海”玩个票而已，若因此而影响到自己原本稳妥的帝国公司高管前程，就太不划算了。所以一待功业鼎盛，他便借大清董事会对“临时工”提出质疑之机，讹了一笔遣散费，便重回机关坐办公室去了。
这种不让组织上操心的干部当然是好干部。但无奈1864年的帝国公司，却很难因此就松口气———曾记“湘军”这家最具规模、声誉以及效率的“劳务外包公司”忽然退隐江湖，让已习惯了把棘手业务外包的董事会，又颇感手足无措。
环顾天下，王事方殷：在西北，回乱未靖；在中原，捻乱正炽；在大理，杜文秀的乱军正组织20万人的东征，一度包围昆明；各地太平天国余党犹在蠢蠢欲动；而欧陆列强，更是虎视眈眈，成日寻衅滋事……
大清公司这头不争气的老恐龙，浪费了“临时工”们为它苦撑危局争取来的十余年时间，在经营效率上一如既往的低下：1865年5月，公司唯一堪用的“正式工”蒙古亲王僧格林沁，竟然在山东菏泽高楼寨，被名不见经传的捻军设伏阵斩。
帝国公司需要有效率的打手，但严酷的事实证明，以“八旗”、“绿营”为代表的“正式工”们却始终挑不起担子来。于是一切从头再来。
就在僧格林沁被阵斩的同月，曾国藩受命复出挂帅讨捻。但毕竟他心不在焉，所部湘军“暮气深沉”且又已大部撤裁，苦战经年终于无功（按照僧格林沁的评价，当时论战斗力已是“皖军为上，豫军次之，湘军为下”，老湘军作为“临时工”的不稳定性暴露无遗）。
于是在曾国藩的居中搭掮下，1866年9月，大清董事会正式将“剿捻”业务转包给了李鸿章的“淮军”。而“淮军”，原本就是曾国藩暗伏的一枚棋子。
除了曾国藩的栽培外，李鸿章自身也确有青出于蓝之处。在很大程度上说，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淮军的强势崛起，曾国藩晚年富贵才能够安保无恙。
较之不通西学的曾国藩，自上海驻防起家的李鸿章，与欧美先进军事技术接触较早，了解也较深，效仿也最力——加之淮军本属私军，“包工头”有绝对的经营自主权，所以在换装问题上全无体制桎梏，只看主持者的见识、手段、决心如何。
正是由于李鸿章的大力倡导，淮军迅速完成了从旧式枪炮到洋枪洋炮的换装，在军事训练上也改宗西洋兵法。经此一番锐意改革，全套洋枪洋炮装备的淮军，得以成为19世纪中叶中国最具现代化水准的新式军队，在战斗力上有了质的飞跃，与建军已历十余年，早已“暮气深沉”的湘军殊不可同日而语。在剿灭太平天国的后期战争中，锐气正盛的淮军负责东线战场，创造了不错的战绩。
正是鉴于淮军争气的表现，曾国藩才敢于将自己后半生的功名富贵寄托于它，硬是将“剿捻”这笔公司外包大单揽给了李鸿章。而李鸿章和淮军确也不负所望，于1868年1月全歼东捻主力于山东胶莱河；同年8月，又在茌平消灭了西捻主力。
“剿捻”的业绩，得到了董事会大佬们的高度肯定，而李鸿章善办洋务的能力，也使帝国公司能够放心把对外业务交付给他。此后二三十年间，帝国公司东部北起津沽、南至淞沪，纵贯南北数千里的国防线，均被承包给淮军扼守。
羽檄交驰之间，淮军亦不无汗马之功：
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日本以琉球“牡丹社事件”为借口入侵台湾岛，淮军急调唐定奎部十三营渡海东援；
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中俄伊犁争端又起，北洋战备布防，淮军再度总动员；
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朝鲜内乱。李鸿章适丁忧在籍，淮军代帅张树声急调吴长庆六营东渡平叛，袁世凯身在行中，并由此崭露头角；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中法战争爆发，淮军镇守台湾的刘铭传部、镇南关方向的王孝祺等部都还能够拼死力战；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此际的淮军亦已“暮气深沉”，又遇方兴之劲敌，终于遭到了建军以来最大的挫败，陆海两军均一败涂地。
从1860年始建军，至1894年甲午惨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，其间34年中，淮军充当了帝国公司国防业务的“主承包商”———在此期间，它不断扩充自己的业务范围，由陆地及海洋，由枪炮及经济，由对垒及外交，并颇具前瞻性地创建了一系列配套厂矿和军事院校，为帝国公司奠定了近代化的工业和人才基础。
尽管最终成为废柴并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，但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废柴，淮军又算得上是“庸中佼佼”了。
湘、淮两系的恩怨纠纷与业务竞争
尽管与湘军有深厚的渊源，但湘系人物除曾国藩外，却大多对淮军不抱好感。此无他，淮系崛起太快，兼之吃相难看，抢了湘系的风头和实利是也。
湘与淮的矛盾，根源首在曾国藩。太平天国失败后，剃头公为向朝廷表忠心，撤裁湘军过于急迫，对遣散人员的安置照顾极不到位。但同时，他为保个人富贵，却又极力培植淮军———这就很让一干以嫡系自居的湘系人物深感不满了。
由湘军高管出身，前后做到总督者共13人，做到巡抚者亦有13人。但这些做到方面大员者，大多原就有科举功名在身，原属“体制内”干部，故在湘军撤裁后，也仍可回到公司体制内去继续仕途。但一般干部，尤其是武职出身者，就没有这样的出路好走了。
湘军初起之时，为了鼓舞“临时工”的士气，朝廷也曾有过表现优秀者“转正提干”一说。无奈湘军在政策的把握上实在太过泛滥——前后12年间，因战功得到保举（最初是按全军人数的3%，但最高时竟有按20%比例保举的），至武职三品以上者即高达数万人。这些职衔，自然都需要在体制内的“绿营”编制中去铨叙兑现。
按照大清正式的绿营武官编制，总共才有12933员，其中三品以上（提督、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）仅有646员。“湖南帮”这一下子搞出好几万“记名”干部，且不说朝廷是不是歧视“临时工”，就算大家轮班排序等空位，也要等好多年不是？
湘军遣散后一般干部潦倒不堪，而同为“临时工”出身的淮军却大相径庭——由于淮军人数一直控制得宜，“剿捻”最高峰时为五万余人，而到光绪初年才逐渐裁减至不足三万人，多年分流，干部遣散安置的压力也小得多。再加之李鸿章大办北洋海军、开平矿务，江南、天津等制造所及各类院校、产业，又得以在“绿营”编制外新开“官源”、“利源”，所以淮系高管自不必提，就是低阶的干部也能够有所照顾。
两相对比之下，“湖南帮”自然不满。
而同质化的承揽经营模式，更让湘、淮两系在帝国公司大单之争中摩擦不断。
1875年左宗棠率湘军一部入新疆平回乱，是引发湘、淮之争的第一根导火索。斯时湘系主导的新疆平乱要用钱，而淮系鼓吹的海防建设也要用钱，公司到底应该重点投资何处，曾一度引发大清董事会的内部大争论，史称“塞防海防之争”——“塞防派”支持左宗棠经略新疆，而“海防派”则支持李鸿章建设海军。
因斯时湘系功名犹盛，淮系资历尚浅，且大清董事会也受传统大陆思想影响更深，故这场竞争最终以“塞防论”胜出——由此产生的结果是，左宗棠在新疆七年内，花掉了5230万两；而李鸿章此后十年间，合计才不过得到762万两的投资……帝国公司因此退出了蒸汽铁甲时代的大海角逐，但在它的版图上，却留下了黄沙漫漫的新疆。
但湘、淮之争，并未就此结束。
随着湘系领袖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相继病殁，李鸿章的淮系逐渐占据上风。失势的湘系势力乃与董事会中的书呆子、一贯反对业务外包的“清流派”联起手来———大体是清流派出声、湘系出力，双方联手对抗“安徽帮”。
在起于1883年底的中法战争中，淮军在战场上表现吃力，“清流派”便趁机提出“以湘代淮”之议。董事会决定试行，以湘军宿将王德榜募勇数十营参战，镇南关一战虽有出彩，但整体表现亦只不过与淮系侪辈相当。
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，淮系海陆两路全线溃败，这让“清流领袖”翁同龢为首的“反淮同盟”抓到了更大的把柄，再次掀起“以湘代淮”的舆论高潮。
这次大清董事会扛不住了，决议临阵换马，钦点湘系大佬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出防山海关，另一位湘系大佬湖南巡抚吴大徵，则自告奋勇率六万大军出战———但湘军的败相更加难看，在牛庄一战中大败亏输，吴大徵“弃冠脱剑”夜逃，一时传为笑谈。
甲午年的惨败说明，无论湘还是淮，在业务能力上都已全面落伍，不足以承担为帝国公司御侮之责了。
